別客氣大家都是自己的別人

 

一個割喉自殺未遂的男人被判處無期徒刑...

人們將他吊起，他頸部的傷口立刻爆開，

這個男人因此又活了過來。 

 

-------艾爾．艾佛瑞茲，《野蠻的上帝：自殺的人文研究》

  

 

前幾天在網友阿潑的網誌上看到了商周所拍攝的《水蜜桃阿嬤》的資訊，這是部講述遭遇過雙親自殺的家庭，在遭受創傷後重新尋找生命的紀錄片。在看完該網誌的隔天凌晨，我因失眠的緣故打開電視，正好就看到這部紀錄片，於是便花了一點時間把它看完。我覺得就一個用類似的紀錄片拍攝方法(參與觀察法)所拍攝的類似主題(創傷後)的紀錄片，儘管可能有點比擬不倫，但我覺得《水蜜桃阿嬤》真的比多年前的《生命》要好得太多太多了。後者犯的錯誤在前者比較少見，此外在整個紀錄片概念的形成上，《水蜜桃阿嬤》用水蜜桃從栽種、種植時可面臨的危機跟損害到收成等的一系列的成長階段，來對比於這個面對家中成員雙雙自殺的家庭其生命重建的歷程，除了沈重以外，片尾的開放性結論也不無令人感到一絲欣慰的可能性。

 

在阿潑那邊的討論中我提到了：

 

「這部片子是站在為受過創傷後的生者鼓勵打氣的立場，出來拍攝的。」

 

也提到：

 

「極端的想，我也很想思考一下死者的位置在哪裡？會不會也存在一種屬於自殺者的生命政治論述？又或者，對於所有不在場、沒有能力或無資格加入討論的個體，例如死者、病人、動物等等，他們的主體在哪裡？」

 

會有這些想法，並不是我將生者所面臨的痛苦置之不顧，而是我很害怕類似這種以描述「自殺」或「創傷後」為主題的紀錄片或其他作品，最後會變成生者用來鞏固我族情感與信念連帶關係的「通過儀式」，因而可能間接的剝削了往生者，更可能忽略了人生在世，人始終必須去面對死亡或選擇死亡這類更嚴肅、更尖銳的提問。

 

在一連串的留言裡頭，我覺得很開心的是，即便在今天，始終還是能夠看到像是anarch這樣的朋友，一直抱著一個基本的信念，懷抱著社會意識來關懷這些類似的事件。他的看法正好避開了誰比較有資格決定生與死的那個終極價值的爭議，卻始終還是能保持一種比較巨觀的社會關懷與批判的動能：「或許我們始終無法挽留一些類似邱妙津、袁哲生、黃國峻這些才華洋溢，相對而言社經基礎較高的同胞；但是至少多關心與幫助弱勢者或需要幫助的人，或許能陪他們找到活下去的理由與那個支持他們維持生存意志的物質基礎，以及反省那些可能阻礙他們重生的社會結構與現實。」
 

但是站在個人的立場來講，一個個體對於另外一個個體的作為的永遠無法完全理解、完全認同的現象，這只說明了所謂的「他者的不可穿透性」。首先，人不能完全瞭解，身而為人，人為甚麼終究會死；其次，人更不能完全理解自己為何會死，會想死；再者，在這個不想死的前提下，生者對於死者為何主動選擇死亡的不能理解，這是個人首先必須勇敢去承認的事實(或許這個個人也包括自殺者)。有一些具有反思精神的創作者，始終不忘自己永遠只能站在生者、第三人稱的位置，來嘗試站在死者的立場，探討尋求死亡的意義為何。義大利導演南尼莫瑞堤的電影《人間有情天》，就很勇敢的點出了一個父親對於兒子為何會死，到底是意外死亡還是尋死，這個可能令人永遠無法確定與理解的大哉問。《點燃生命之海》的導演則站在尋求安樂死病人這邊的角度，嚴肅的批判了宗教與法律禁止人們尋求死亡所訂下的律法，以及它背後那個看似華麗卻可能充滿謬誤的大敘事；也重新探討了人的自由意志所能括及的範圍 (這意味著：活著只是偶然，死卻是必然)。

 

另外更基進的提問是從艾騰伊格言的《意外的春天》那邊來的。故事敘述一個小鎮內的一場校車車禍，帶走了鎮內大部分搭公車就學的小孩，只留下一位倖存者。在這個情境底下，這位導演透過這名倖存者之口，倒轉邏輯，反問我們：「為甚麼只有我孤單的活著，當同伴們都能高高興興的遠走。」；而這也是大江健三郎的小說《換取的孩子》裡頭最重要最重要的主題。伊格言在《意外的春天》裡頭置入了一個被他重新詮釋過的《吹笛手》的童話故事，故事內的吹笛手把快快樂樂，雙腳能健康走路的孩子們帶去遠遊，只留下一個跛腳的孩子沒辦法跟上隊伍，獨自生活；《換取的孩子》裡頭大江健三郎同樣召喚了北歐的民間故事《The Changeling》，故事裡頭被妖精戈布林帶走的孩子總是比較漂亮的那一個，而被留下的也總是比較醜陋的那一個。對於這兩位創作者而言，活在世上不見得比較具有優越性或者美好，反倒可能是被遺棄在世間的結果，在世者/生者是否能夠體會自己其實一點都不美麗的本質，把自己客體化、虛構化來思考離開者對他們所帶來的啟迪與反省。他們告訴我們一個生者在思考人之所以為何會死、會尋死的提問之前，必須先反問自己：「為甚麼我要活著？對我而言，我活著有他們講的那麼高貴嗎？」

 

上面提到個人跟社會，主觀跟客觀不同觀點之間交纏衝突的關係。我想，在個人與社會的利益或者「共同價值」之間，有沒有一種能夠穿梭、調解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見解，在觀點與實踐之間的密合度如此融洽，除了幫助我們客觀被動的瞭解死者自殺的原因，也幫助我們主動積極的幫助介入已有輕生念頭的生者？或許有一天會有吧！但是從這些作家的思考中首先我們必須修正的便是那個人不能選擇自己生命去留的普世價值。假如我不能成為自己生命去留的最後仲裁者，那麼對於其他人乃至整個社會，又從哪來獲得這項特權？社會契約的共識是一種生者為了自己的福祉、自己的價值所暫時立下的共識，它有沒有辦法永遠為死者留下一個席次、一副碗筷、一個永遠空白待填滿的討論空間，一個可能翻轉局勢的關鍵少數的機會？宗教固然為人不能尋死找到了一個超越性的理由，但是它的信仰者也不能不為無法在此世、此在創造一個積極挽留與幫助這個尋死者的環境，而感到愧疚，因而反省自己信仰的獨斷性。這裡頭其實真正牽涉到的是我們對於人類自由與自由意志這些概念的擴展與作為，到底能夠走得多遙遠？還有當我們站在這些與我們自己思考與作為大相逕庭的同胞的墓碑面前，我們還能多愛他們，儘管他們愛死亡甚過我們？
    
      我認為與其不斷去確認及鼓吹活著「比較好」、「比較正確」這些觀點比較具有優越性，具有「普世價值」，倒不如我們必須深深的暫時(暫時的)去承認、去接受這就是生者為了自己的福祉、自己的利益在某一個歷史的情境底下，在某一塊社會倫理的場域上與尋死者交涉與衝突、協商與彼此說服的過程。或許講的高遠一點，在每一個社會與歷史情境下的每一個個體的死亡與自殺都是一宗獨特的哲學事件，都代表著每一個不同價值與生存態度間衝突與折衝的過程，都需要耗盡我們畢生心力的無窮關懷與思考。或許一個人真的能夠為了他人的期望或福祉而活著，但是假如這個人沒辦法感受到其中的意義與感動，那麼他的這個活著，儘管再多麼可貴，也無奈是一種生命的挾持。人其實不必需要知道自己為甚麼要活著就可以賴活，等人開始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或許有人找到活著的意義，也或許這就是死亡誕生的開始吧。

 

蘇格拉底說「我僅僅知道我什麼也不知道」，他這樣說的時候便抵達了第一個台階，桑切斯（16至17世紀葡萄牙哲學家——譯者注）說「我甚至不知道我什麼也不知道」，他這樣說的時候，已抵達了第二個台階。我們在第一個台階武斷地懷疑自己，這是每一個高級人將要抵達的一點。我們在第二個台階既懷疑自己也懷疑自己的懷疑，簡單地說，到了這一點，作為人類的我們，在一段還漫長得很的時間曲線裡，算是已經看見太陽東昇和長夜在崎嶇地表的那一端傾落——這是一個只有極少數人才能抵達的台階。

 

----------費南多佩索亞，《惶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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